中国乳腺癌患者的一大特征是发病更“年轻”，此类患者的治疗、预后可能有其独特性，而且年轻患者具有更高的生育、美容等特殊需求。然而，当前以西方专家为主导的国际指南共识中，却鲜有关注年轻乳腺癌患者的诊治需求。面对许多尚待填补的“空白”，国际年轻乳腺癌共识（BCY5）专家团中国成员、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刘强教授牵头发起了第一部中国年轻乳腺癌共识的讨论和编写。在共识即将面世之际，《肿瘤瞭望》特邀刘强教授解读该共识的制定历程，分享年轻乳腺癌的诊治进展。
Video Player is loading.
Current Time 0:00
Duration 0:00
Remaining Time -0:00
This is a modal window.
The media could not be loaded, either because the server or network failed or because the format is not supported.
Beginning of dialog window. Escape will cancel and close the window.
End of dialog window.
编者按：中国乳腺癌患者的一大特征是发病更“年轻”，此类患者的治疗、预后可能有其独特性，而且年轻患者具有更高的生育、美容等特殊需求。然而，当前以西方专家为主导的国际指南共识中，却鲜有关注年轻乳腺癌患者的诊治需求。面对许多尚待填补的“空白”，国际年轻乳腺癌共识（BCY5）专家团中国成员、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刘强教授牵头发起了第一部中国年轻乳腺癌共识的讨论和编写。在共识即将面世之际，《肿瘤瞭望》特邀刘强教授解读该共识的制定历程，分享年轻乳腺癌的诊治进展。
《肿瘤瞭望》：首先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制定“中国年轻乳腺癌专家共识”的背景和意义。
刘强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年轻乳腺癌的比例远高于西方国家，这部分人群在治疗需求上有其特殊性，包括生育、卵巢功能保护，且年轻患者预期寿命长，对生活质量要求也更高；再者像一些携带BRCA突变等具有遗传性乳腺癌风险的女性，究竟应该如何选择手术方式来降低同侧和对侧乳腺癌发生率……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国际指南中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尤其是针对亚洲这样流行病学与欧美有显著差异的人群。
整体上，我们的乳腺癌发病年龄比西方国家提前十几年，绝经前患者比例达60%左右；而西方国家主要发生在绝经后人群中，中位发病年龄为60多岁，三四十岁的患者比例很小，所以在以西方专家为主导的国际指南中，很少关注到这部分人群的治疗需求，很多问题悬而不决，相关研究也不够深入。我在去年参加国际年轻乳腺癌专家共识会议投票（BCY5）的时候发现，很多我们中国或者亚洲年轻患者关心的话题，在欧美为主的专家团里面并没有得到重视，所以我决定要做一个中国版的共识，来解决中国年轻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困惑。
这个想法一提出来之后，就得到了全国同道的支持和欢迎。有的专家表示，对我们这个共识大会已经期待了一年多。我们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希望能够在中国专家的讨论中达成共识，从而指导临床实践，避免年轻乳腺癌患者接受不规范的治疗。这是我们来做这么一个共识的主要目的。
除了得到国内同道的积极响应以外，许多欧美的专家也对我们的共识表达了关注。他们看到我们设计的题目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们也很想知道答案，但苦于欧美相应病例数很少，很难在西方国家进行系统研究。他们希望中国的专家共识出台后，能够为国际同道带来参考答案，同时也希望与中国医生开展更多的联合研究，把数据收集起来，获得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从而进一步支持和指导我们的临床实践。
《肿瘤瞭望》：正如您所说的，年轻患者的预期寿命长，生育、卵巢功能保护、保乳整形的需求更高。本共识是如何强调年轻患者特殊的治疗目标和治疗需求？
刘强教授：年轻乳腺癌本身就有很多特点，首先年轻乳腺癌往往比年老乳腺癌更高危。我们知道大多数肿瘤的发生、发展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从一个肿瘤细胞生长到临床可见、可触及或者有症状的时间大约是10~15年，所以很多肿瘤主要在中老年人中更常见，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中老年人的患癌风险更高。然而，年轻人一旦罹患癌症，说明肿瘤细胞的发展速度更快，短短3~5年就可以显现出来。
再者，年轻人的免疫力比老年人更强，肿瘤能在短时间能突破年轻人的免疫防线，说明年轻乳腺癌逃脱免疫抑制的能力也很强。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年轻乳腺癌的生物学行为可能更差，恶性程度和复发风险也更高。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也会讨论对年轻乳腺癌患者是否需要采取强化治疗，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强化方案，从而保证此类患者能够获得更高的治愈率。
此外，年轻患者的预期寿命更长，比如我们国家的乳腺癌中位发病年龄是40多岁，这个年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她们往往是家庭的顶梁柱，背负的生活压力也很大，对治愈的渴求，以及对提高生活质量，回归家庭、工作岗位、社会的要求也更高。例如，内分泌治疗造成的骨质疏松等不良反应，年轻患者的生育需求、美容需求等都是她们关注的问题。这些特殊需求在年老患者中是不显著的，因而需要我们有别于一般人群的指南共识，尽可能为年轻患者提供科学的、个体化的治疗决策。
《肿瘤瞭望》：“年轻”在HR阳性乳腺癌诊治中尤其受到关注，应该如何考虑此型患者的治疗策略？除了HR以外，年轻患者中是否还有其他特殊靶点/标志物需要被关注？
刘强教授：首先年轻意味着卵巢功能更强，而临床中大多数（70~80%）乳腺癌是雌激素受体阳性的。单从分型来说，年轻乳腺癌跟年老乳腺癌可能没有太明显的区别，但是由于年轻患者的卵巢功能更强，会产生更高的雌激素水平而使ER阳性乳腺癌细胞更容易生长、复发，这也是为什么“年轻”常常在ER阳性乳腺癌中被视为潜在高危因素之一。
在年轻的ER阳性乳腺癌患者中，目前越来越强调通过抑制卵巢功能来降低复发风险。例如，单独使用他莫西芬治疗的ER阳性患者的5年复发风险大约是13-15%；但如果是＜35岁的患者，其5年复发风险则高达33%，升高了一倍多。通过加用卵巢抑制（OFS+TAM）治疗，5年复发风险可以降低到21%左右，而应用OFS+AI则可以进一步降低到百分之十几的水平。
除了激素受体以外，BRCA突变在年轻患者中也非常受到关注。一方面是健康女性携带BRCA突变是否需要预防性切除；另一方面是携带gBRCA突变的乳腺癌患者可以从PARP抑制剂治疗中获益，OlympiA研究已经证实，奥拉帕利用于此类高危患者的辅助治疗可以降低复发风险；此外，对于淋巴结转移阳性等高危患者，monarchE研究表明CDK4/6抑制剂辅助靶向治疗也能够降低复发风险。这些强化治疗手段都可以作为年轻患者降低复发风险的潜在方案。所以我们不用对年轻乳腺癌感到恐惧，而是要正确面对，合理利用这些丰富的治疗手段，让年轻患者获得更合理的治疗方案，得到更满意的治疗结局。
《肿瘤瞭望》：不少年轻乳腺癌患者会有“当妈妈”的期望。本次专家共识是如何讨论年轻乳腺癌患者生育需求问题的呢？
刘强教授：确实，临床中有不少年轻患者会来咨询生育相关的问题，尤其现在是晚婚晚育社会，三十多岁还没有要孩子的女性其实很常见。当她们罹患乳腺癌之后，可能需要通过卵巢保护、辅助生殖等措施来满足生育需求。一方面是患者担心这些措施会不会延误或影响乳腺癌的治疗效果，从目前的研究证据来看其实是没有不良影响的。另一方面是如何选择辅助生育方式，比如冻卵、冻卵巢组织、冻受精卵/胚胎等。这次专家共识会议，我们也专门邀请了妇产科、生殖科和乳腺科的医生同台讨论，一起分享和交流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经验。
《肿瘤瞭望》：中国年轻乳腺癌专家共识的制定也奠定了我们未来的探索之路，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我们对年轻乳腺癌的研究探索。
刘强教授：其实年轻乳腺癌的很多问题还没有明确答案，主要是缘于其在总体乳腺癌患者中的比例相对较小，这方面的临床数据比较缺乏。即便像我们中国和东亚患者发病相对年轻，35岁以下的年轻患者比例也并不占大多数，在我们的数据库里大约占整体人群的8-10%。在此，我也希望通过“中国年轻乳腺癌专家共识”的制定以及共识会议的召开，能够唤起大家对年轻乳腺癌的重视。
在未来，我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收集更多的患者资料，开展更多的多中心协作研究。我们国家的乳腺癌患者基数庞大，每年约有40多万的新发病例，35岁以下的年轻患者数量可以高达数万例，这也是我们相对于西方国家进行此类临床研究的优势。期待在该共识制定以后，我们能够积极开展合作研究，为年轻患者提供更多治疗决策的科学依据。
刘强 教授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外科主任
逸仙乳腺肿瘤医院执行副院长、乳腺外科主任
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七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毕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外科博士
回国前任哈佛大学Dana Farber癌症中心讲师
ESO-ESMO年轻乳腺癌国际共识专家组成员
亚洲乳腺癌协作组成员
中国肿瘤临床学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分子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医学会乳腺病分会主任委员
广东省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3352号